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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意·诗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审美品格

我要评论(0) 字号:T T 兰州大学报     2015年06月17日 09:24:04

【导读】园林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酒缸中浸泡酝酿而成的一首韵致深醇的山水诗,是中国哲学、美学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融诗、书、画、建筑艺术于一体,表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无论是煌煌穆穆、壮观巍峨的皇家园林,还是精雅别致、充满画意诗情的文人园林,都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灵和生命理想的直观绽露。透过园林艺术这个通孔,我们可以更为直接、生动地把握中国古典艺术的神韵、气质和灵魂。

园林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酒缸中浸泡酝酿而成的一首韵致深醇的山水诗,是中国哲学、美学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融诗、书、画、建筑艺术于一体,表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无论是煌煌穆穆、壮观巍峨的皇家园林,还是精雅别致、充满画意诗情的文人园林,都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灵和生命理想的直观绽露。透过园林艺术这个通孔,我们可以更为直接、生动地把握中国古典艺术的神韵、气质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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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拙政园

中国园林艺术历史久远,它最初肇始于帝王对仙境灵域的梦幻般的憧憬和企盼,这使得它一开始就弥漫着浓郁的想像和浪漫的诗情,“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这就要求造园艺术家“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生命譬若朝露,忧生之嗟笼罩了思想的天空,加之玄风鼓荡的时代思想氛围和文化精神的渗透,时人在外在自然和内在深情中寻求生命的安顿和润泽,艺术领域一时“云蒸霞蔚”。书学上一脱汉隶朴拙浑厚的风格,出现了最能传达晋人潇洒风神的行草,成就了中国书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度。诗歌上诞生了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画学上诞生了山水画和山水画论,“流连山水,尽日忘归”成为魏晋名士的生活方式,亲近自然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文人山水园林也以“有若自然”为最高理想。《后汉书》记载当时的名园“梁园”“深林绝涧,有若自然”,《魏书》记载张伦建造的“景阳山”“有若自然”等。唐代的艺术领域,“意境”凸现,“意境”成为各门艺术的创造追求,又成为艺术美的理想和标准,各门艺术不断交融互渗,交相辉映。盛唐诗人王维的辋川别业,在融诗画意境于山水别墅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一份深醇淡远的禅意和禅趣。中唐时期山水游记的勃兴,园林艺术与诗、书、画等各门艺术的诸多审美因素交相映发,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中国园林艺术的审美风格和品质。中唐诗人白居易提出“中隐”理论,影响了此后中国园林艺术的风格趣向。宋元以来,国势日衰,残山剩水的时代烙印也深刻在园林艺术的营造风格上,园林由“大观”逐渐走向“小筑”。随着文人意识和情调的彰扬,“小筑”成了文人园林艺术的普遍要求,以雅致精巧为尚。因其小,方显其精巧,见其雅致,观其情趣,“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白居易)“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恽南田)明清以降,世风日颓、仕途日险,文人士大夫所遭受的生命的撕裂感也愈痛。他们企望在自然的湖光山色中洗涤历史的血腥和幽暗。时人以“趣”为尚,以“情”为贵,以“闲”为雅,追求性灵的舒展。在这一文化氛围和审美风尚的激荡下,壮游山水、修园筑圃蔚然成风,淡宕、雅致、清幽、闲逸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也突出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追求。园林艺术在这个时代也达到了它的顶峰,不但出现了计成、张涟等极富盛名的造园艺术家和园林艺术理论家,而且留下了“石巢园”、“寤园”、“影园”、“随园”、“芥子园”等艺术佳构。

安身立命在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士大夫,遭遇的最根本的人生困境就是 “仕”与 “隐”、“达”与“穷”之间的冲突和挣扎。当“兼济天下”的文化理想破碎甚至幻灭以后,他们仍然怀抱人格理想和价值准则,在自然山水中寄托情怀,寻求慰藉,把世俗的荣辱得失、成败毁誉置于大自然的林泉丘壑、天光云影中化作一片宁静。园林艺术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林泉之心、丘壑之志、隐逸之梦。“吾与点也”(孔子),“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庄子),“云在青天水在瓶”(禅宗),中国哲学文化心灵在园林艺术中相融相荡,弹奏出生命和自然的交响,咏唱着人的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律动。因此,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其内在的意蕴总是流淌着自然的生命。“自然”非自然之形,乃自然之势、自然之神也,是情思化、心灵化的自然。园林艺术虽然是人工的创造,却要脱去人工的痕迹,追求巧夺天工之妙。明代著名筑园艺术家和园林艺术理论家计成认为园林艺术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清沈复称瘦西湖园林之美“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际。”园林艺术的创造,要做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朴”蕴托着一种人格理想和生命情怀,意味着艺术家的心灵对尘俗的过滤和超越。自然不仅是普遍的最高的艺术理想,而且是一种深远高绝的生命情调和人格理想,这种艺术理想和人格理想在园林艺术中达到了无间的融合与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精神陶养出的艺术心灵,是在这种文化精神滋养下的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

造园即是写画,“藉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即是把“画中之山水”、“胸中之山水”、甚而“梦中之山水”营构为“地上之山水”,取其长而去其蔽。南朝宋画家宗炳年青时遍游名山大川,晚年因足疾而不能游览山水,遂叹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宋郭熙《林泉高致》把山水画分为可行者、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并且认为“可游可居”乃是山水画的最高境界,这一“可游可居”的绘画艺术的审美理想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变成了现实。立园筑圃,要达到画意和诗境的交融,“动‘江流天地外’之情,合‘山色有无中’之句。”小小园林,包含天地万有。“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文震亨)“竖画三寸,当万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宗炳)这与中国画学所强调的“咫尺而有万里之势”的艺术理想一脉相承。画意向园林艺术的渗透及其实现,是通过借景来实现的。通过借景,打破了园林艺术的空间限制,敞开了园林艺术有限空间的无限涵纳性和包容性,使得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空间成为一个无限的自足的世界。借景要根据园林布局,因借那些能引发情思、表现逸兴的景物,通过“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化实成虚,转虚为实,由近及远,景随步移,意随境转,在有限的空间中涵纳无限的世界,在静止的园林中流荡出一个生机盎然、气象万千、摇曳多姿、幽深无边的宇宙,通过景物的流转,表现时序的变迁,传达主人的宇宙意识、历史意识、价值理想和生命情韵。这样一来,一方微小的园圃,就可以“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计成)园林的主人和赏园者“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在景物和情思的交互映发中,人的精神和心灵从纷扰的尘俗当中获得解放和超脱,在悠然玄思中作心灵的畅游。

中国诗学对园林艺术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这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在的精神和灵魂上。在形式上,园林以诗名园、以诗题匾、以诗题联,诗中有画意,画中含诗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在意蕴上,中国诗学所追求的“象外之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同样成为园林艺术的理想。苏舜钦“沧浪亭”石柱上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上联出自欧阳修《沧浪亭》诗,下联出自苏舜钦《过苏州》诗,不但诗意丰盈,而且见证了两人美好的友谊。一诗一园,承载了人世的命运沉浮和历史的风云变幻。明人高启过“沧浪亭”,伤今怀古、感念人生南北、萍踪无定,赋诗抒怀:“沧浪平,无风波之惊。沧浪广,有风月之赏。……发清歌,弄清影,醉入荷花梦魂冷。天念儒臣去国冤,故与无尘水云境。斯人去已远,我来空复情。沧浪水虽在,不似昔年清。踌躇独过亭前路,疎苇寒烟沙鸟鸣。”苏州网师园入口处篆书匾额“可以栖迟”,取《诗经》“横门之下,可以栖迟。”寄渔隐樵耕之志。“月到风来亭”取邵雍《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寓光风霁月之怀。“竹外一枝轩”取苏轼诗意“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写孤傲绝俗之姿。苏州拙政园有“静观自得”匾,南京瞻园有“静妙堂”,豫园有“静观堂”,留园有“静中观”,“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李白),“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程颢),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一个“静”字,复活了一个哲学和诗歌的绵延不绝的历史血脉。小小的园林,俨然一座华美庄严的诗和哲学的殿堂,其间涌动不息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灵和审美心灵。

园林艺术即是在天地之间营造出一个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营造一方文化心灵的空间。因此,园林艺术中的匾额、楹联以至园名本身,都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有意味的形式”,他指向一个意义丰沛的文化世界和文化传统。如“虚白堂”、“忘筌亭”(虚白者,“虚室生白”之谓也;忘筌者,“得鱼忘筌”之谓也。)“濯缨亭”、“沧浪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骋怀园”(澄怀观道之谓也),此外,如“网师园”、“寄畅园”、“自得园”、“容膝园”、“耦园”……儒道禅屈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趣向在园林艺术中相互交融、相互激荡、相互充实,共同熔铸了园林艺术的风姿神韵。如何通过具体的结构布局来挺立这一风姿神韵,如何通过具体的物象表达“象外之境”,如何通过有限的空间和景物表达无限的情思和内涵,就成为园林艺术的核心问题。明人祁彪佳《寓山注》称园林的营构应该做到“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治兵,奇正并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对地理位置的精巧选择,所谓“相地合宜,构园得体。”所谓“合宜”,就是选择恰当的地形地势,这地形地势必须满足园林主人对空间方位的审美品味;所谓“得体”,就是园林的布局构图必须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主人的情趣、人格、文化修养和生活理想。其次是山水木石花草的布置安排,主人的整个生命情貌都要借助于园林艺术的布局设置而具体地传达出来,园林中的一山一水、一树一石都是主人心灵和情思的载体和象征,成为他生命的绽放。“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陈继儒)“一花一石,位置得宜,主人神情已见乎此矣,奚俟察言观貌,而后识别其人哉?”(李渔)在园林艺术家看来,山林地是最为理想的筑圃之地,“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计成)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是亦儒亦道亦禅式的人物,尤其是元代以来,“依于儒,据于道,逃于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生存样态。自然的天趣和心灵的逸趣、野趣、顽趣、幽趣、雅趣达到了最完美的融合,满足了他们“居尘出尘”(李日华)的生活理想。留园中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厅的“五峰仙馆”北厅的一对长联,可以说是对这种生命样态的全方位写照:“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

江山无限景,都聚一园中,宇宙、历史、人生,在一方小圃中达成了汇通。在园林艺术中妙赏自然、玩味生命、触摸历史,“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文震孟)园林艺术真正实现了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责任编辑:苏兰]
标签: 画意 文心 品格 中国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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