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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来的芥川奖和直木奖

我要评论(0) 字号:T T 新浪读书     2015年07月14日 09:14:35

【导读】一家杂志社,在稍有基础以后,设立了文学奖。评奖不断,绩效逐渐提升,从而衍生诸多文学发展的良性效应,建构了一国文学、文化的稳固基础,其贡献何等伟大?

八十年来的芥川奖和直木奖

《文艺春秋》杂志(图源网络)

一家杂志社,在稍有基础以后,设立了文学奖。评奖不断,绩效逐渐提升,从而衍生诸多文学发展的良性效应,建构了一国文学、文化的稳固基础,其贡献何等伟大?

日本“文艺春秋社”于一九三五年设立了两个文学奖项:“芥川奖”和“直木奖”。刚起步时,这两个文学奖并未受到社会上的普遍重视。可是,在菊池宽的努力下,“芥川奖”和“直木奖”不仅维持了得奖作品的水平,也逐渐引起文学界及社会一般人的注目。截至二O一四年春天为止,两项文学奖得主已超过三百人。其中杰出作家、杰出作品多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这一切的具体贡献,大部分要归功于兼具文学创作、事业经营才华的菊池宽。

天才型文人菊池宽出生于一八八八年,老家是没落的武士家庭。他的学校经历颇为精彩,先后念过东京高等师范(被退学)、早稻田大学、旧制第一高中,最后在京都大学毕业。在第一高中时,他认识了芥川龙之介、直木三十五两人,这才有了日后所谓“芥川奖”、“直木奖”的诞生。

菊池宽原本以写作为志业,但是,出发却比好友芥川龙之介迟了一步。正当芥川在文坛巨擘夏目潄石的提携下成为明星时,菊池还默默无闻。一九一八年,他在《中央公论》(月刊)连续发表了《无名作家日记》、《忠直卿行状记》等作品以后,才得以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二三年,菊池宽创立了“文艺春秋社”,发行《文艺春秋》(月刊);一九二六年,他筹组“日本文艺家协会”并担任会长。之后,又曾担任“大映电影公司”社长。也就是说,菊池宽由写作者走向文学或文化事业的经营者。如今,《文艺春秋》已发行九十年,成为日本唯一文学性较高的长命综合杂志;而“文艺春秋社”也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出版社,继续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重大贡献。

日本天才型作家芥川龙之芥是个短命文学家,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二七年,而且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一样,是自杀身亡的。

虽然只短短活了三十五年,但他留下的作品:《罗生门》、《地狱变》、《侏儒语录》等不仅在当时轰动文坛,甚至一直到现在还被日本人广泛地传诵阅读着,甚至还有诸多中文译本。

直木三十五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三四年,死于结核性脑膜炎。

直木的代表作《由比根元大杀记》、《南国太平记》被誉为“大众作家代表作”,也就是与“纯文学”的作品稍加区隔。事实上,两者也很难明显地界定各自的特性。

日后,“芥川奖”、“直木奖”的设定,其基本构想,在菊池宽个人的构想中,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他共同在文坛上努力过的珍贵友谊,进而藉两项文学奖发掘人才,更强调要借用两人的文名来丰富《文艺春秋》,足见其胸襟之伟大。(参考永井龙男:《芥川、直木奖回想》)于是,一九三五年,正式公布了“芥川奖”、“直木奖”的遴选办法。这两个文学奖项,是日本民间设立的最早的文学奖,七十余年,它已发展成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

两种奖项的审查对象都是:在报纸副刊,杂志(含不对外发行的同仁杂志)发表的作品,而且作者尚未成名者。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在严格审查和讨论之后,正式诞生了划时代的芥川奖、直木奖作者———分别是石川达三、川口松太郎。

任何性质的奖项,其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查的公平,严格,而且持续长久,永不衰退。

“芥川奖”的第一届评审委员是:川端康成、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佐藤春夫、泷井孝作、谷崎润一郎、室生犀星、山本有三、横光利一。除了少数代表“文艺春秋社”的委员以外,都是当时文坛的铮铮之士。而“直木奖”的评审委员是:大佛次郎、菊池宽、久米正雄、小岛政二郎、佐佐木茂索、白井乔二、三上于菟吉、吉川英治。这些人也都是同一时候的代表作家。

以菊池宽个人的影响力,以及两项文学奖的评审之严格,虽然事先也都照会各媒体(报社、杂志社),它们的冷淡反应使菊池宽大失所望。大部分报纸不是轻描淡写,便是相应不理———一个字都没报道。

渐渐地,两项文学奖引起日本全国性的注目。不仅《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竞相大幅报道,而且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加入报道行列。社会上认定了文学奖的价值,也成为文人跃上龙门的重要手段。

“直木奖”得奖者向田邦子(一九八O年得主,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台湾空难中去世)回忆得奖当天的行程:“接到告知获奖电话以后,接着便出席记者招待会,又要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顺便接受文字媒体编辑群的祝贺茶会……回家躺在床上,已经是凌晨三点。”

接下来的好几天:“电话从清晨响到夜里一点。花圈、花钵不断涌进,从客厅、走廊到玄关,满山满谷。祝贺传真、电话、开门应对,在三处不停奔跑,简直像关在铁笼里的小白老鼠一样地忙得团团转。”(参考向田邦子:(直木台风))

一般说来,获得了“芥川奖”或“直木奖”,如果写作者的客观条件良好,便立刻衍生出“鸡生蛋、蛋生鸡”的良好效应。

一九五八年“芥川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奖后,立刻由“文艺春秋社”推出短篇小说集。同一年又分别由讲谈社及新潮社出版了两本小说。从某一个不同角度来看,大江如若没有得奖,至少他的文学作品面世必定要延缓很久。(见尾崎真理子:《大江健三郎》,新潮文库)

松元清张出生于九州岛僻村,没有像样的学历,迁居东京后,一家人被迫挤在鸟笼般的住宅。一九五二年获得“芥川奖”以后,爆发性的创作力使这一位传奇性作家攻占纯文学、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的不同领域,优厚的版税终于让他有能力在东京昂贵地段建购一户占地数百坪、绿草如茵的住宅。另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司马辽太郎是一九五九年“直木奖”得主,得了奖以后,如虎添翼般地推出大量历史小说,对日本国民读书、读史风气大为提升,尤其让日本人重新认识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人物,并再次赋予其历史地位,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之巨大,简直无法评估。

也许可以这么说,假如是“芥川奖”、“直木奖”塑造了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那么这两项文学奖已足够完满地达成它们的使命。

以得奖者的眼光,又是如何看待这个奖呢?

“芥川奖”(一九七三年)得主三木卓回忆起一件事,得奖后遇到老前辈作家永井志男(评审委员),永井问起得奖的感想。三木立刻回答:“这半年起码不愁吃、穿,可以安心写作。”老前辈面露笑容,大概表示同意。(那一年奖金是三十万,目前奖金一百万)奖金对于未成名的文人多少应该会有经济上的帮助。

如同上文所提到,大江健三郎一得奖,一年内就出版了三本书,而且都是由大出版社推出。“直木奖”一九八六年得主逢坂刚就坦诚地透露,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其实已在身边沉睡九年之久;所幸世间有了“伯乐”(直木奖),才能使这一匹“千里马”奔驰。目前作品如黄河泛滥般充斥于日本各书店的宫部美幸、石内衣良、角田光代则分别是一九九八年、二OO三年、二OO四年的“直木奖”得主。

女性作家佐藤爱子(一九六九年直木奖)、林京子(一九七五年芥川奖)再三肯定得奖的意义。佐藤爱子还表示,为了报答文学奖的鼓励,她要写到九十岁。

对“芥川奖”得主大城立裕(一九六七年)、李恢成(一九七一年)而言,又赋予特别意义。大城坦言,这是他出身地(冲绳)的大事,全体冲绳网民都共享荣耀,也共同希望他继续奋斗。李恢成乃是韩国人后裔,背着所谓“在日”的烙印,难以摆脱被日本人歧视的眼光,所以,这个奖,其实对“在日”韩国人有不同意义。

华人后裔的得奖者则有:来自台湾的邱永汉(一九五五年直木奖)、陈舜臣(一九六八年直木奖)、以及来自大陆的杨逸(二OO八年芥川奖)。三人都长期定居日本,并且以日文写作。(以上参考文艺春秋社:《芥川赏、直木赏一五O回全记录》)

各国各有其文学奖,如英国之布克奖、法国之龚古尔奖等,对发掘新人、奖励优秀作品、促进社会读书风气等当然必定有其贡献。

日本的“芥川奖”、“直木奖”,创始于一个文人(后来成立了“日本文学振兴会”来推动),已历将近九十年,甚至在二次大战中都持续颁奖。其严格的评审制度,终于打造了两项文学奖的权威。在时下日本文学奖项如林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一枝独秀的。

发掘了杰出写作者,进而配合良好的出版条件,使写作者的经济条件大幅改善。于是不断产生具有分量的作品留存于世。作家去世以后,如松元清张、司马辽太郎,其家人结合社会力量设立了大型纪念馆,成为日本文化重要据点。如此良性循环,意义之重大,实在无法评估。当然,这背后还要日本全民的良好阅读习惯来配合。

“芥川奖”、“直木奖”还意外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高学历社会中,居然有不少低学历(小学毕业)或各种学历(中学、专科等)的得奖者。这无异为出身贫苦阶层的人打开一扇走向光明的门。

得奖者自然不乏高学历者,其中还包含三位大学教授。在讲求学历招牌的日本社会中,以各大学毕业生得奖者加以统计,意外地发现,顶尖的三个大学还是排在前面:早稻田大学六十五人、东京大学二十九人、庆应大学十九人,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太大改变。

(文/林景源,台湾作家、学者,著有《读书物语》等。)

[责任编辑: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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